论文]从徐宝璜《新闻学》看五四时期的新闻立学

  适逢五四运动九十周年,中国新闻学也迎来了九十华诞,徐宝璜的《新闻学》作为中国现代新闻学研究的开山之作,在九十年后的今天仍然闪烁着思想的熠熠光芒。历史的年轮碾过九十载年华,今日的中国新闻学已然遍地开花、璀璨斑斓,学科延伸交叉,命题细化提炼。今日之蓬勃,离不开昨日之探索和开创,九十年前面世的《新闻学》,为那个动荡飘摇、星火燎原的热血时代点亮了一盏明灯,也为中国新闻学研究的专业化铺就通途。

  社会革新是新闻事业获得发展的现实土壤,也是新闻学衍生的核心背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正在重重叠加的社会矛盾中,经历一场纠葛而漫长的时代蜕变。1895年,康梁率千名举人公车上书,点燃“君主立宪”的星火,却草草将“新政”止步百日。随后,摧枯拉朽的辛亥革命一举推翻了封建帝制,却也在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主义的残存威胁下,让出胜利果实。一场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夹带着复辟阴谋、军阀斗争、帝国侵略和思想冲突,使中国社会的转型阵痛而艰难。

  中国,路在何方?一大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迪下,开始思考。他们摆脱了传统观念束缚、感受到了西方文化刺激,开始有了自由选择和个体责任意识。,日渐成熟的中国思想者,开始冲破中国古老学术的大一统和一元化,在民主科学、兼容并蓄的精神感召下,“培国家之大本,立学术之宏论”。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纷繁角力的政治势力并未湮灭中国新闻事业的旺盛生命,大量涌现的新思潮刊物带来了数量激增的“访员”和“阅者”,也扩大了媒体的舆论先导功能。“”和“舆论监督”在报界的反复强调下,成为了社会文明的一部分,“舆论大放异彩,学潮弥漫全国”[1]。

  然而,新闻事业的大发展并不意味诟病的消失,袁世凯死后,封建军阀和官僚统治依旧肆虐,腐败堕落的陋习在新闻界中暗流涌动。部分报人以公谋私,投靠强权,无视报刊公正,借“新闻政策”之名对他人进行造谣和攻击,以“有闻必录”为幌登载不实新闻,社论空洞,副刊低俗,“香艳诗词,诲淫小说,某某之风流案,某某之秘史,反日日登载……”[2]以徐宝璜为首的新闻学者不禁叹惋:“吾国之报纸,现多徘徊歧路”[3]。

  面对列强宰割、国势衰颓的社会现实,林则徐、魏源、王韬、郑观应、梁启超等人先进国人,主张通过办报来宣传政治主张,促进社会变革。在他们的新闻实践和思考中,以“报纸及新闻的社会功能”为核心的中国新闻思想开始萌芽,出现了“教师之师”、“社会之公共教科书”、“去塞求通”、“耳目喉舌”、“通上下之情,通中外之故”等经典论说。而对于“新闻自由”,早期新闻思想者也有了初步考量,他们提倡“新报指陈时事,无所忌讳”[4]、“,出版自由,为一切自由之保障”[5]等。此外,新闻业务也纳入了反思范畴,如:梁启超对新闻从业人员素质提出的“五本”、“八德”,黄远生的“四能”等。正是这一系列熠熠生辉的思想,为五四时期中国新闻学的真正创立埋下了伏笔,预留了先机。

  中国新闻教育滥觞于民国初年,先有于右任、汪瘦岑等人发起的全国报馆俱进会宣布将设新闻学校,后有全国报界联合会设立新闻大学,虽说后来,这些新闻教育计划并未得以践行,但新闻教育意识已在中国逐渐萌生。

  1918年10月14日,“研究新闻学理,增长新闻经验,以谋新闻事业之发展”的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标志着中国第一个新闻学术研究团体的诞生和中国大学新闻教育的实现,是“报业教育之发端”[6],随后出版的《新闻周刊》,也作为中国第一份新闻学刊物载入史册。新闻学研究会在教学上强调新闻理论与中国报界实际相结合,提倡讲授与研究讨论、课堂活动与实践参观相结合,是中国新闻教育的拓荒性实践[7],我觉得正常的组织调整、变化是必须的,黄大仙报,为报界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

  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发达国家的报刊不同程度的经历了“早期报刊—政党报刊—商业性报刊”[8]的发展历程,走入了自由资本主义报业的垄断阶段。商业化、廉价化、大众化进而垄断化的西方报业史,为西方新闻事业的发展和现代新闻学说的创建提供了条件。

  其早期的新闻学研究以日本松本君平的《新闻学》和美国休曼的《实用新闻学》为代表。两书都开本国新闻学研究之先河,反映了西方报业的实用经验和专业知识,详尽介绍了报纸功能、采访技巧、新闻格式、广告运营等,为中国新闻研究的展开提供了参照标准和思路[9]。

  西学的翻译和引进,使西方的新闻思潮得以流入中国并影响渐广:率先涌入中国的是报刊自由主义思潮,该思潮强调“意见的自由市场”和“自我修正”,主张多种事实的自由提供和多种观点的公开辩驳。自由主义思潮的引入,深化了中国报人的媒体认知,开始主动的公开表达、自由辩论;随后,新闻实用主义思潮开始影响中国,这种崇尚效用的社会思想,提倡“报人以盈利为最高宗旨,公众以精神消遣和感官快感为唯一追求”,在这一思潮的引领下,中国资产阶级大报走上以赢利为目的的大众化路线,而资产阶级小报则以内幕新闻、名人轶事、言情小说等促进发行[10];随着对自由主义理论的长期探索和反思,社会责任新闻思潮得以入主中国,它提倡自由的新闻界也应以负责任的方式行使权利和履行职责,在一定程度上提醒并修正了中国的新闻实践,使报人逐渐认识到新闻自由的相对性和报纸特殊的公共职能。

  作为我国第一本由国人自著的新闻学专著,徐宝璜的《新闻学》在中国新闻学的立学途中,起到了马首之效。该书由十四章组成,共约六万字,对新闻的定义、新闻的价值、报纸的性质、报纸的职能、采访编辑、组织发行等内容都进行了系统论述,无论从理论到实践,还是从业务到经营,该书都自成体系、言之有物,实在无愧于蔡元培“破天荒之作”的评价。

  徐宝璜认同了蔡元培“凡事先有术而后有学”[11]的观点,将历史短暂的新闻学定位于“尚在青春期耳”,“名新闻学,亦名新闻纸学”,并给新闻学下了定义:“新闻学者,研究新闻纸之各问题而求得一正当解决之学也”,此定义“虽稍嫌笼统,然终较胜于无”。

  此外,徐宝璜还将新闻纸所属问题分为编辑、组织、经营三部分,并详细列出各部分包括的重要问题,如“编辑方面”有“新闻纸之职务”、“新闻为何物,其价值如何决定?”、“新闻于何处求之乎?应如何求之乎?”、“新闻应如何报告于阅者乎?”、“新闻题目应如何构造乎?”、“社论应如何编辑乎?”等,并强调“斯学之非常重要”,国民“几无不看新闻纸者”,新闻纸的“势力驾乎学校教员、教堂牧师之上,实为社会教育最有力之机关”。

  徐宝璜对新闻学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新闻学》的第二至五章,并散见于第六章一、十三、排名前十的企业仅有三家同比增长,tt533天线宝宝心水论坛。十四节,分别为“新闻纸之职务”、“新闻之定义”、“新闻之精采”、“新闻之价值”、“新闻之分类”、“访员应守之金科玉律”、“访员之资格”。对于报纸的职能,徐宝璜提出了六点,“为供给新闻,代表舆论,创造舆论,输灌知识,提供道德,及振兴商业。”在这一界定中,徐宝璜将“新闻”放在首位,表现出五四时期报人“以新闻为本位”的新闻观,和对真实、完整、丰富新闻的崇尚。而对于舆论的清醒认识又是徐宝璜的创新之处,他认为,报纸是国民喉舌,应主动感知民众舆论,“言其所欲言而又不善言者,言其所欲言而又不敢言者”。此外,徐宝璜还开我国新闻定义之先河,提出“新闻者,乃多数阅者所注意之最近事实也”,表现出他既强调新闻的事实本位,又重视受众的基本态度。而在谈及“新闻之精采”和“新闻之价值”时,徐宝璜也有了现代新闻学的类似论述,出现了显著性、重要性、接近性、趣味性的影子。另外,他还对新闻从业者的职业道德和素养提出了要求,即“切勿视谣言为事实”、“不可受贿,为他人隐藏”、“敏捷,勤勉,正确,知人性,有强健之记忆力,有至广或至深之知识”等。